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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我想借這個機會,以“白話革命”為中心,重新認識這場運動給現代中國文化思想結構秩序帶來的奠基性影響。
  “新文化”的載體和媒介是“言文合一”的白話文,它是“新文化”思維、表達、溝通的形式和工具,也是自覺地使用它的中國人認識世界、整理經驗、建構內心世界和集體性社會想象的媒介。離開白話文就沒有新文化、沒有新國民、沒有新社會。在文化和歷史的雙重意義上,白話革命不僅再造了一種新的、具有制度意義的國民語言,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辟出一個全新的文化空間、思想空間、政治空間乃至道德-情感-審美空間。這種新的“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既是現代文化的形式基礎,也是它的道德基礎。
  雖說現代中國及其自我意識是由白話文構造出來、并通過白話文顯形、定型,但作為新文化載體和媒介的白話文本身卻并不是一個“自然”、簡單、透明、不言而喻的東西。白話文并非一個單一體,而是一個復合體。它有一個二重的基礎,一個是“白話”,另一個則是“文”;兩者同屬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卻仍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律性。
  白話乃至“俗文學”意義上的白話文學并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上發明的,而是古已有之。即便沒有白話革命和五四運動,白話和俗文學依然會在日常生活領域繼續存在。白話革命和新文學史上最有理論前瞻性和歷史感的人物(如胡適、周作人等),都有意識地把這場文學革命稱作“文藝復興”,其用意正是要通過承認和發掘古已有之的俗文學源流、與之建立起新的繼承關系、從內部將這種源流多樣化,從而打破古文自定于一尊的“正統”、再造以新文學為其歷史前沿的“傳統”,最終將新文學界定為一個更為豐富、更有生命力的傳統的合法繼承者和希望所在。[1]
  我們現在使用并仍在完善中的白話文是二十世紀前期一場狂飆突進式的白話革命的產物,而不是經由相對漫長、和緩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演化過程而瓜熟蒂落的結果。從但丁的“論俗語”(De vulgari eloquentia, 1577)[2]和用佛羅倫薩日常語言創作的《神曲》算起,近代歐洲各民族的“白話”或“現代語文”經歷了數百年的孕育和發展,而中國“新文學”卻是在短短一兩個十年里就將自己在理論和創作上確立起來。
  白話革命固然有自己的前史,推廣白話的努力固然貫穿晚清的維新自強運動、憲政改革、廢科舉、帝制覆滅和民國誕生,但在五四時期以前,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白話革命所具有的明晰的、強烈的理論自覺和文化政治自覺,在文學實踐上也都未能企及—甚至在主觀上未曾料想—能在短短一兩個十年里將白話一舉確立為新國民、新文化、新風俗、新世界唯一的、總體性的寫作規范、風格追求、審美標準和道德要求。古已有之的白話和白話文同白話革命所帶來的、作為在全社會和全體中國人中間推廣、并進一步由國家行政系統確立為標準的新的國民語文是截然不同的。在歷史上存在于街坊酒肆等娛樂場所、或僅僅為文人私下里玩賞的俗文學,甚至包括晚清得風氣之先的文人努力嘗試的白話創作[3],同新文學自面世第一天起就當仁不讓地占據的高級文學和“文學本身”的眼界、抱負不可同日耳語。
  白話革命帶來的新文學就其內在標準的革命性更迭而言,是以往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也許只有春秋戰國時期“私學”和“士”的階層的興起可以與之相提并論。而就外部參照系而言,則是中國文明的語言編碼系統和思維邏輯系統第一次從自身之外,即現代西洋文明中獲得新語匯、新語法、以及新的描摹現實和敘述內心世界的形式與風格。
  就這樣的“新文化”的內在使命而言,白話革命帶來的白話文不能僅僅是日常生活實踐層面的“話”,而必須是終極意義上的“文”。它在風格、形式、結構、思維、乃至內在道德規范等所有層面,必須同時經受中國古典文學所確立的典范和近代西洋文學所樹立的新標桿的檢驗。雖然這場白話革命是由一批人文知識分子發動的,其創作成果也集中體現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文學成就中,但在一個更為基本、更為隱蔽的社會經濟意義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則不過是那種發源于歐洲、隨后向全世界范圍擴張的、近代高級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普遍的媒質”(universal medium)的一個晚到的例子。 如晴朗的天氣一般,今年“五一”小長假期間,民眾的旅游熱情亦在高漲。中國旅游協會等機構發布《2019五一出行預測報告》顯示,位列前十的熱門旅游城市包括北京、南京、杭州、蘇州、西安等。不難發現,諸多歷史文化名城成為了游客們的“打卡地”。
  記者了解到,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了紹興、泉州等首批24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截至2018年5月,中國已有135座城市被列入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錄。隨著這些城市的歷史遺跡和文化資源被保護性開發,人們了解中國歷史又多了一扇窗經歷高速擁堵、跨越滾滾長江,杭州游客張婷跟朋友一起自駕5小時,開啟了江蘇揚州之旅。“看城墻遺址、聽古運河的潺潺水聲,訪朱自清故居、尋瘦西湖的歷史痕跡。”張婷如此向記者介紹她的“北上揚州行”,杭州和揚州都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他們同處京杭大運河的重要節點,都有著江南水鄉的嫻靜優雅。
  浙江紹興游客李海裕則到了“宗教勝地”福建泉州。他說,此次泉州之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多元融合的宗教文化,“從天后宮、清凈寺、開元寺等宗教場所中,我看到了游客潮涌,更感受著一座多種宗教共生并存的城市,它飽含的歷史厚度和包容度。”
 在華夏五千年的長河中,或是歷史古都、或是風景名勝,每座歷史文化名城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底蘊與現代價值。而博物館就成了洞見這些歷史、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地方。
  “到揚州的第一個‘打卡地’就是揚州博物館。”張婷欣喜地說,除了博物館原有的城市史跡介紹,該博物館“五一”假期還展出了大運河沿線6省19市23家文博單位的300余件精品文物,“文物中流淌著的歷史智慧,讓我看到古運河旁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樣貌,真是大飽眼福。”
  不止是揚州博物館,記者從微信、微博等社交軟件上了解到,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以及素有“沒有圍墻的博物館”等稱號的城市,也都成了諸多游客的目的地。
  “每到一座城市,我都會去當地的博物館。”看多了散落城市各處的博物館,重慶游客宋欣特意選擇了素稱“沒有圍墻的博物館”的紹興市作為“五一”小長假旅游點,“在這個2500年歷史的‘博物館’里,處處是古跡、步步皆文化,我們既在旅游,也在收獲成長。”
  對此,中國旅游文獻研究所所長徐日輝接受采訪時稱,“博物館熱”折射出的是民眾對史料的求知欲望和對中華文化的越發自信。
  “從觀光游到文化游,豐厚悠久的中華文化讓人們的旅游變得更有內涵。”徐日輝表示,現代人們不斷觸摸歷史,既彰顯著中華文化的歷久彌新,也是中國人對精神文明追求越來越高,其文化自信越來越足的生動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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